□文/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省宗教局原局长周加才

　　南京大学许多人都认为匡亚明、郭影秋校长是革命家、政治家转变为教育家的典范，而曲钦岳校长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由学者、教授成长为教育家的典范，我也完全认同这一看法。我在南大学习、工作了27年，曲任校长期间，我任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交往较多。我调到省委统战部后，因为他是我省重要的党外代表人士，既是我敬重的一位校长，又是我们工作的重要对象，因此也有一定交往。

　　 一、曲钦岳其人

　　曲钦岳，男，1935年5月21日出生于山东牟平，1953年进南京大学天文系读书，1957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64年晋升为讲师，1978年破格提升为教授，1979-1983年当选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副主席，1978年后任国家科委天文学科组成员、教育部理科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1983年后又兼任天文组组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天文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全国科协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物理学卷》分编委，《辞海》天文学科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天文学分组召集人，江苏省高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天文学报》《理论物理通讯》《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科学》等期刊编委，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常委、副主任。1980年45岁时当选为中科院数理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92年被聘为攀登计划项目《天体激烈活动的多波段观测与研究》首席科学家，1993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7年起被选为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1993年任第八届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98年起任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1982年后连续四次任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高能天体物理专业部组织委员会委员，1990年被美国Seaton Hill学院授予名誉博士，1991年被美国Livingston大学授予名誉博士，1992年当选为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

　　曲钦岳教授长期在天体物理领域内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伽玛射线源、脉冲星和中子星、超新星遗迹等，是我国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为高能天体物理学在我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著有《普通天文学教程》《恒星大气物理》等著作，并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约50篇。1984年被国家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0年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1995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1999年经国际天文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国际编号为3513号小行星命名为“曲钦岳星”。

　　 曲钦岳教授在天文学方面的求索与贡献，正如2015年5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专程派人来向曲祝贺80岁生日时，所送去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题写、刊于《人民生日报》第23期上的贺词所言：您“坚持真理，初出茅庐即纠正苏联专家设计；顽强拼搏，完成宇宙伽玛射线爆的恒星超新星耀斑模型；厚积薄发，得到脉冲星能损率——特征时标统计曲线，结束国际长期争论；将反常核态理论运用于恒星结构与演化研究，拓展反常中子星新领域。”

　　 二、严峻的挑战

　　曲钦岳1984年秋走上校长岗位，遇到许多挑战和诸多困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首先遇到的是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战略思考和理论探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既面临着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历史性转折和深刻变革，自身也肩负着发展与改革的双重任务。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而又符合国际教育发展趋势的高等教育体系？如何实现从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的历史性跨越？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国际化等关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在有太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研究与解决。”这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对南大而言，更是无法回避的大环境。

　　第二，就南京大学而言正值学校发展的“低谷”时期。许多人认为南大这一届领导班子“受命于危难之秋”。由于种种原因，南大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一年中央采纳了南大名誉校长匡亚明等老同志关于建设“重中之重”的建议（也称835建议，即1983年5月提出）在七五期间由国家重点投资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五所高校。而历史悠久、实力雄厚、水平较高的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均未能跻身其中。这一冲击波使得南大人心浮动、工作顿失方向。曲钦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领导岗位。南大师生对这届领导班子既有疑虑，更多的是期盼他们带领师生、帮助南大走出困境，迎头赶上。

　　 第三，党政领导班子的团结协作是办好学校的首要条件。对此南大曾经有过深刻的教训。而曲钦岳校长又是非党知识分子，这在当时全国的普通高校都是非常少见的。何况是在全国这么有影响的大学更是罕见的。当时全国又正处于党政分开体制改革的初期，高等学校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是校长负责制，企业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还是厂长（经理）负责制，这两大敏感问题尚在讨论中，就高校而言，国家教委还没有明确的说法，这对各高校领导班子都是考验，对南京大学这一特殊情况更是严峻的考验。

　　第四，南大和全社会一样，由于旧的体制机制长期形成的大锅饭现象非常严重，如何处理好教师与职工间的矛盾，教学与科研的矛盾，各个系科之间的矛盾，干多干少、干好与干坏、干与不干的矛盾，一句话，就是如何处理旧的体制与变革间的尖锐矛盾。

　　第五，能不能办好一个高校，关键是这所学校有什么样的教师队伍，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造成教师队伍年龄老化、知识老化、与国际上的教育质量、科技水平差距甚大。师资队伍断层严重，这是要想赶上国际教育水平，在国内高校脱颖而出最为突出、最为棘手的问题。

　　第六，对曲钦岳教授个人来说，对天文学，在学术上游刃有余，在学术团体中也有过诸多任职经历，已经显露出其较强的活动能力，但在行政管理上毕竟未系统学习过这方面的理论知识，实践上，仅担任过一年的天文系系主任，而且天文系又是南大最小的一个系。学校行政中层岗位、副校长岗位都未经历过。因此，对他来说不能不是个现实的挑战。

　　  三、成功的大学校长

　　曲钦岳上任后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上万人的大学，如果没有明确而又足以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势必成为一盘散沙，碌碌无为；学校领导也难免被大量的日常事务羁绊牵制，陷于被动忙乱，应付眼前的境地。”从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就时刻思考着，如何使南大尽快走出低谷，他在就任时代表校领导班子公开表态：“开创南京大学新局面的事业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从事这项事业，必须敢于改革、敢于前进，要有革新家的胆略和事业家的气魄，事必断、言必行、行必果，敢想敢干，有所作为。绝不能因为害怕走错一步而徘徊不前。”

　　 曲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和发动全校师生员工，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深入调研、反复讨论、科学制定学校1984-1990年发展规划，他认为南大必须有一个较长远的规划，既宏伟且经过努力又能实现的奋斗目标，南大必须探索出自己的路，向海内外显示出南大真正的实力和水平。通过规划和后来的实践，南大逐步确立了以“改革为前导” “学科建设为龙头” “两个接轨”（基础学科和高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要与国际接轨，参与世界的竞争和合作；应用学科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要与社会需求接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两手抓”（一手抓上水平，一手抓作贡献）等指导方针，选择了扬长补短，在SCI等“学术榜”取得突破的战略……。

　　 第二，不断探索南大增强活力的机制和体制，勇敢探索改革之路，鼓励竞争，择优支持。他认为，不能害怕走点弯路而辍步不前，不能唯恐做错什么而袖手不干，应当积极探索，大胆尝试，把改革工作贯穿在实现规划的全过程中。改革中要抓的关键是“活”字，培养人才的路子要活，科研工作的组织要活，管理领导的方式要活，人才流动的渠道要活。他说，只有置学校系统和教师、学生于激烈的竞争之中，优胜劣汰，才能变压力为动力、活力，才能变静水、死水为奔腾的活水。曲校长主政后，尽管困难重重，他仍大胆坚定不移地在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教育经费配置、教师职务评聘以及出国组团等方面都坚决贯彻“鼓励竞争、择优支持”的原则，取得明显的成效。

　　第三，发扬学术民主、保护学术自由

　　曲钦岳认为：科学无禁区、学术贵争鸣。大学应自觉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寻求、创造那些足以激励学术研究的环境与气氛。不迷信权威，不迷信书本，不迷信已有的结论，不以人数的多寡或地位的高低来判定学术上的是非曲直，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南大过去有这样的传统，我们要发扬光大。

　　第四、坚持开放与联合。曲认为“这是高校主动地适应四化建设需要，接近世界科技前沿的必由之路”。开放有两个涵义：对社会的开放与对国外的开放。联合有两种形式：跨学科、跨校、跨地区的联合，教学、科研、生产部门的联合。仅以对外开放为例，曲钦岳不满足于南大开展一般性的对外人员和资料交流，而是向较大规模、较高层次的交流合作发展。南大一方面积极地向西方发达国家选派留学生，而且大胆地鼓励本科生和研究生争取助学金去西方留学。支持中青年教师到发达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去进修、交流、合作搞研究。另一方面又大批引进从发达国家学成的优秀博士生来校工作。老校长匡亚明创建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86年正式开学，从而揭开了“美中两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活动中最令人激动和最具开拓性的一页”（时任美国副总统布什之语）。从1985年到1990年在南大主办的有影响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就达几十场之多。

　　 第五、加强民主办学、提高管理水平。

　　 曲钦岳认为“作为一个校长和领导班子，最可怕的不是七嘴八舌，不是议论纷纷，也不是各种形式的批评与责难，而是教师、学生对学校事务的冷漠，是鸦雀无声。”校领导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把机构设置科学化、理顺关系，建立起咨询、决策、审议、执行、监督、评估、反馈等系统。

　　要提高管理水平，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必须强调集中统一指挥。完全可以说，曲钦岳从担任校长起，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如何使南大尽快进入国内重点建设大学行列，这显现出他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曲钦岳从1984年到1997年担任校长13年，经过他和整个领导班子带领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南大终于走出低谷而又进入全国重点建设大学行列。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起，南大一直是大陆高校“四强”之一。1992年初李岚清副总理到南大检查指导工作时，曾风趣地笑称南大是中国大学的“四大名旦”之一。

　　 从1992年起，南京大学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论文数首次超过200篇，居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从1994年起，南大在被国际学术界引用的论文数，也超过大陆其他高校而居第一。在EI《工程论文索引》方面，南大也跻身大陆高校三甲之列。至1998年底，南大已创造出SCI“七连冠”的业绩。《光明日报》在一篇题为《南京大学基础科学研究奇峰突起》的报道中说：“南京大学的基础科研能有强劲的上升势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1994年11月18日，南京大学继北大、清华之后，通过了国家教委专家组的“211工程”预审，进入国家首批7所“211工程”高校之一。1999年南京大学又进入首批“985工程”。在专家预审会上，曲钦岳说了一段既充满自信又不失清醒的话：“任重而道远，要真正成为国际一流大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还要付出长期的艰辛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认为，事在人为，我们必须跨越这一富有挑战性的高度，我们也有可能跨越这一高度。”

　　 四、学者型教育家

　　曲钦岳校长的个性是不管什么任务，只要自己承诺接受的，就要力争把它做到最好，担任南大校长也是如此。他认为一个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发展与国际科技前沿，与国际教育发展水平及趋势紧密相连，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的规律紧密相连，所以他任校长不久就组建高教研究室，后又升格为高教研究所，把它明确为学校办学方面的一个智囊和参谋机构。他不但重视借助这些外脑，为办好学校出谋划策，而且亲自参与。

　　1985年10月6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分析我国高校学科结构的缺陷与21世纪科技文化发展趋势，提出现行的高校学科结构不利于学科的渗透与发展，不利于高级人才的培养，不利于科研的发展。他建议在我国建立一批真正的、高水平和多科性综合大学，使各学科易于交叉、渗透，相互结合，形成和发展新的学科。这样的学科结构培养出来的人才知识面广，基础宽厚，适应能力强，能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技能去开拓新的领域，并认为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这类大学的数目不宜太多。1990年他向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咨询委员会提交《关于综合大学建设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对这一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从当今和未来综合国力竞争的高度，从综合大学在我国的地位与作用来思考探索。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高校曾广泛开展了高校有偿服务的大讨论，曲1988年7月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明确主张“从高校的‘职能’着手深入讨论，而不应该把兴奋点集中在高校的‘创收’上。”这篇文章很快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廓清了围绕“高校有偿服务”的诸多疑虑、模糊甚至混乱的观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曲钦岳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与探索，撰写了几十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杂志、《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高教研究》、《江苏高校》、南大《高教研究与探索》、《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上。

　　不仅如此，曲校长在国际上也开展广泛的办好大学的讨论。1985-1988年，他首先发起并联合我国的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10所高校校长与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等7所高校校长会议，三次均由曲担任中方大学校长代表团团长并主持会议。他在1985年7月首届会议上代表中国大学代表团致辞时说：“20位中美两国大学校长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办大学的问题，这在中美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 1988年10月18日，曲钦岳在南大又一次举办教育领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以《现代大学必须正视社会的需求》为题致开幕词。

　　曲钦岳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不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见地。如1995年他和苏步青、朱光亚、陈佳洱等共11位科学家联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和保护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的呼吁书》，提出尽快建立“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等建议，得到时任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和宋键国务委员的支持，1996年2月，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1997年提出的“尽快引进和造就大师级的杰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建议，2008年提出的“举全国之力，加速培养杰出人才的15年计划”设想，2012年提出的“在继续引进国外留学人才的同时，给予有发展潜质的‘土博士’出国深造的机会”等建议，也都得到相关领导的重视和首肯，成为重要政策举措出台的来源或依据之一。

　　五、几点启示

　　 1、党外有没有优秀人才、放不放手信任这些人才、敢不敢大胆使用这些人才，这是我们党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必然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南京大学先后两任非党员校长曲钦岳和蒋树声主持学校行政工作20多年，南大在全国高校中的地位和影响不但没有下降，而在明显的上升，这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在今天，党外人士实质安排已有相当大进展的情况下不算什么，国家部委中已有非党正部长2人，省政府机关也有2名非中共人士担任正厅长，可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了不起的事情。

　　从我在南京大学学习、工作27年，1988年到统战部至今又过了27年，在这50多年的实践中接触最多、体会最深的是知识分子最在乎什么：物质待遇、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固然重要，但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对他们的尊重、信任和放手。

　　 2、曲钦岳虽不是中共党员，但他时时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加不加入党组织的问题上能从全局和党的事业出发，更显出政治上的成熟。几十年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对党的热爱和信赖都是坚定不移的。1985年出访美国和加拿大，当西方有人得知其不是共产党员，莫不感到惊讶。他于1986年1月给邓小平和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1985年4、5月份，我曾率领学校代表访问了美国和加拿大。当许多著名的华裔学者、美加人士在一些场合得知我是一个非党员校长时，都感到很惊讶；今天，在中国竟能对一个非党员委以如此重任！他们从这个事实本身就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们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决心和魄力以及国家近年来的巨大变化和进步。”为此他还建议，“作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央是否也可以考虑保留一些在事业上已有较大成就、在国内外已有较大影响和较高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在党外，并根据他们的能力和特点，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曲钦岳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但他又能从如何对党的事业更为有利的大局考虑，这种品格难能可贵。

　　 3、曲钦岳担任校长十多年，取得了为人称道的成绩，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大环境，各级领导重视和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尊重知识分子，这是最根本的；二是曲本身的才干和艰辛的努力；三是南大党政领导班子团结协作的小环境，我认为这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所学校、一个单位乃至一个部门，能否有大的作为，关键是看领导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