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 骏
一、习近平统一战线重要思想中的治理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其核心要义，除了重要法宝论、五者联盟论、五大关系论、最大同心圆论之外，还蕴含了丰富和深刻的治理内涵。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首先，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需服务治理。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讲话中指出：“统一战线要着力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第一个全面改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明确提出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治理现代化将成为新发展阶段的重要内容，服务治理现代化对统一战线工作来说只会越来越重要，这也是习近平提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协商民主的重要思想与治理相通。习近平在2014年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2015年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对政党协商、政协协商、基层协商等各种协商作出全面部署。协商与治理是高度相通的，都强调平等主体的多元共治以及围绕公共事务的对话沟通和共同决策。为此，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治理体系的表述，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础上增加了“民主协商”。
二、习近平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中的治理体系
2019年11月，习近平考察上海并指出，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20年6月，上海市委审议通过《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意见》，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其中，“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现代化新路”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对城市狭义社会治理的集中阐述，是对十九大以来总书记关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和党中央关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贯彻落实。“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城市广义社会治理中的民生治理的集中阐述（也涉及生态治理）。“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是对城市经济治理的集中阐述。“着力提升城市软实力”是对城市文化治理的集中阐述。“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对城市政治治理的集中阐述。因此，是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城市治理中的有机整合。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五个人人”，即人民。
2020年11月，习近平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要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要率先构建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统筹推进和有机衔接的治理体系。这是对人民城市治理体系的最新表述。
三、统一战线服务上海社会治理的着力方向
习近平统一战线重要思想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治理要义。近年来，已有若干学者提出“治理型统战”的概念，但对具体实践中如何实现统战与治理相结合的研究还比较少。鉴于总书记多次要求上海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下面结合上海实际，重点围绕统一战线如何服务社会治理进行思考。
十九大提出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总书记提出上海城市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党中央提出上海要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可以部分理解为国际化）。从“四化”到“六化”，统一战线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就上海而言，社会化、法治化、国际化是相对的“短板”，统一战线可以着力服务于“补短板”。
关于社会治理社会化。上海社会治理发展到现在，“政”的投入难以持续、“社”的活力难以发挥的问题开始集中显现。这就提出了统一战线力量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然而上海的社会组织数量只有近1.7万家，仅靠它们不可能满足社会治理的大体量需求。相比之下，上海的企业数量接近200万家，但它们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却被有形无形地忽视甚至排除在外，一些企业为了承接社区公共服务项目甚至很不情愿地“被社会组织化”。因此，要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
关于社会治理法治化。近年来上海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法治化进程虽然大大加快，但与中央刚刚召开的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相比还有差距。聚焦于加强和改进基层法治建设，上海统一战线力量中的500多万名党外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2.7万余名律师、1660家律师事务所以及法学专家、法学研究会、律师协会等法律专业人才和组织，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对基层行政执法相关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立改废释工作，加大街镇和居村委会工作人员的法治教育培训，对居村自治章程、乡规民约（居民公约）、业主大会及业委会章程等自治规范进行修订，加强街镇公职律师和法律顾问队伍建设，培育“法治带头人”和“法律明白人”等。
关于社会治理国际化。上海市委在推进人民城市建设意见总纲中，提出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和最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的世界影响力。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度全国出国留学和留学回国人数均同比增长8%或以上，上海仍然是留学回归人员的首选地。因此，统一战线力量中的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以及华侨、归侨、侨眷等，可以发挥联系海外的优势和作用，主动思考和服务上海如何在社会治理领域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城市合作与竞争，以形成未来一个时期新的比较优势。例如：努力争取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性公益组织服务上海，积极参与全球城市治理国际标准的制定或修订，宣传推广疫情防控工作为全球城市社会治理提供“上海经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