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民盟成员、南通市文广新局干部赵明远）
张謇（字季直，1853-1926）和熊希龄（字秉三，1867-1937）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他们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熏陶，1894年同科中试进士。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激情，在寻求救国道路时他们吸取了西方新知，成为主张维新变法的新型绅士。
一、协力立宪
张謇、熊希龄博得功名时正值甲午战败，他们随即投身变法维新活动。张謇是翁同龢为首的帝党中坚，熊希龄则成为湖南新政的干将。戊戌变法失败后，张謇、熊希龄把主要精力放在开拓家乡实业教育事业上。他们曾会同一些绅商集议创设南洋渔业公司，又共同为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的建立集资奔忙。在此期间两人先后东渡日本考察，日本的治国理念和地方自治的经验给他们很大的启发，两人立宪主义的政治理念趋于一致，并开始了终生的友谊。
1904-1905年间日俄战争，日胜俄败，朝野普遍认为这是立宪、专制之胜败。张謇等则积极游说张之洞、魏光焘、袁世凯等督抚奏请立宪，推动清廷派遣大臣考察各国宪法。1905年底，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成行。得端方的奏保，熊希龄以二等参赞身份随五大臣出洋考察，负责起草考察报告和仿行日本立宪的奏折。五大臣回国后，张謇不仅赴上海发起公宴，还为他们起草了《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以扩大影响。
熊希龄因为出洋有功，又具西学干练之才，先后担任奉天、江苏农工商局总办、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奉天盐运使，再任东三省垦务局会办，成为清末声名渐著的盐政专家和理财能手。状元办厂的成功以及实业、教育方面的开拓也使张謇成为江浙绅商领袖。随着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在清末的立宪运动中发挥了更大作用。熊希龄曾与梁启超等在日本谋划成立的政闻社（初名宪政会），希望联合张謇等作为发起人以期扩大影响，而张謇、郑孝胥、汤寿潜领导的预备立宪公会已先于政闻社于1906年12月在上海成立，并成为东南地区乃至全国立宪运动的核心，他们与政闻社等立宪社团互为响应，联络、游说清廷督抚大员，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表达速开国会、速颁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的诉求。1908年，江苏省咨议局成立，张为总理，熊任会办。然而立宪已不能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
二、同襄共和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当时的张謇、熊希龄还处于忠于清廷和坚持立宪立场，曾不约而同的请求当地督抚“援鄂”、“进取”，希望能扑灭起义，但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终于使他们认识到清朝大势已去，决定放弃君宪，从“和平光复”中谋求转机。11月13日，张謇、熊希龄、汤寿潜、赵凤昌等人取得了一致的政治态度，四人联名发出了翊赞共和的通电。12月1日，熊希龄离开了对他有知遇之恩赵尔巽，从奉天到达上海，加入张謇为首的东南立宪派的阵营。此间张謇等正在上海设立各省代表临时会议机关，谋划建立临时中央政府，希望通过 “南北和谈”，实现和平统一。赵凤昌的惜阴堂，则是这些活动的幕后中心。熊希龄在沪住所与惜阴堂为邻，这方便了他参与其中活动。
张謇、熊希龄在辛亥动荡岁月里一直保持着一致政治态度，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平统一的原则问题时，他们或采取联合行动，或不约而同相互呼应。1911年年底，日本政客犬养毅来华活动，曾访旧友熊希龄，推销其联络前两广总督岑春煊与孙中山的结盟以抗衡袁世凯的策略。熊希龄认识到其意图，于是邀同张謇、汤寿潜、赵风昌诸人与犬养毅接谈数次竭力反对南北分立，同时密告孙中山与黄兴等革命党人“不可误信犬养毅之纵横政策”。
三、合孙拥袁
从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张謇等东南立宪派一直试图在大局动荡之中维持东南一带局面稳定，最为担心的是天下大乱，进而给帝国主义者以瓜分之口实。因此辛亥革命后他们转向共和，以“革命自保”之政策与革命党暂时联合，以图一方平安。
在立宪派与革命党商讨临时政府组成人员时，财政总长的人选极为关键，双方首先希望张謇出任，后被推为实业总长。而熊希龄的理财才干则成为财政总长更为合适的人选。在赵凤昌的安排下，孙中山、黄兴在惜阴堂与熊会面，熊希龄为新政府订立一套财政纲要，而当黄兴推荐熊希龄掌财政时，孙中山却以“财政不能授他派人”为由否定了。
革命党对熊希龄等立宪派人士的排斥已使张謇不满，接连发生的拘捕仇杀更引起他的愤恨，他在给黄兴的信中写道：“昨排秉三，又排赛季常，又击罗杰，似此举动，是诸公一片苦心为国民造福者，乃供一二人睚眦修怨之用。”与革命党“暴烈”一派的隔阂与冲突，促使立宪派与革命党中“温和”一派的联合。张謇、熊希龄积极支持章炳麟“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于1912年初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1月30日，他们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为“统一党”，章炳麟、程德全、张謇、熊希龄、宋教仁五人被选为理事。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参议院选举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但袁坚决拒绝南下就职，至以暗中策动兵变相威胁，使革命党人最后不得不放弃临时政府设于南京的主张。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l日，孙中山正式解职。
在大局初定之时，惜阴堂里又为组织临时政府内阁积极谋划，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出任总理是他们的得意之作，而任熊希龄长财政，则是各方一致的意见。张謇更是认为：“财政必熊，熊有远略，有成绩。”鉴于当时极为困难的财政状况，熊希龄一再推辞，袁世凯多次亲自电熊就任，唐绍仪专程赶到上海，并“电邀张季直来沪，协力劝驾”。在各方极力推崇下，熊希龄于1912年5月赴京上任。
北京政府建立后，袁世凯以各种手段强化权力，任意践踏《临时约法》。1913年“宋案”发生后，张謇、赵凤昌、熊希龄等仍继续扮演调停南北的角色。当国民党获得国会选举多数席位后，各立宪派政党即联合为进步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张謇等9人为理事，熊希龄等23人为名誉理事，在议会内外继续与革命党人抗衡。
四、名流同阁
1913年中，北洋政府面临重新组阁，袁为自身集权并不希望形成政党内阁，而是笼络名流组阁，既装点门面又便于控制。袁初有意于徐世昌、张謇出山，后力邀熊希龄组阁。熊希龄致信袁世凯认为“正式政府成立，能胜其任者，应以张謇最为适宜”；张謇则希望熊希龄再次走向前台。然而熊不是贪图功名利禄之人，在北京向他频频发出邀请时，他以“今以浮暴之徒，造成一寡廉鲜耻世界，虽孔子复生，无补今世”为由不愿就职。7月30日议会选熊为总理，袁又去电：以熊当选“中外祝贺，想望风彩，三薰三沐，敬迓蒲辅。太平盛贵，庶几可卜，为天下人贺，并为公祝。”言词极尽诚恳恭维之能事，各方也纷纷来电期盼就职，以至熊无法拒绝。
8月下旬，熊到京任职，随即邀请张謇、梁启超、汪大燮等社会名流入阁，名流们却纷纷推辞。张謇致函熊希龄说：“公织组阁员，自有苦衷，患难与共，亦知其义。维走不畏难而畏乱，……走实不愿投入乱流。”熊则一再致函张謇，言“无论何界，皆欲我公担任实业，……若公见绝，则龄亦辞职，患难与共，公当有以援手也”，“现在国势危如累卵，非公登场，难以镇服中外，支持大局。”熊对梁启超等也是如此诚邀、恳求。如此函件往来十数通，袁世凯也一再出面，至9月“名流内阁”方才确定。待张謇处理好江苏各事赴京已是10月下旬。
在熊希龄内阁上台后，发表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雄心勃勃地规划改造政治、发展经济的蓝图。但袁需要的不仅是“名流”们的才干、声望，更重要的是利用他们与革命党人的隔阂，为走向极权扫清障碍。1914年初袁世凯又下令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解散了第一届国会，停办各省地方自治，解散各省议会。这一系列破坏共和制度的法令，均有熊希龄内阁副署。
在助袁扫除走向极权的障碍后，名流们也成为可以遗弃对象。2月12日，熊希龄内阁垮台。然而他们对袁世凯的野心仍不能看清，张謇以“此来不为总理、不为总统，为自己志愿”为由，并不与熊希龄同进退；熊也“卸任国务，即不与闻政治，专以实业韬晦”，他们仍希望依托袁世凯在发展实业上有所作为。
辛亥革命前后张謇熊希龄的交往，是以政治活动为主线而涉及实业、教育等多方面。他们间拥有的不仅是志趣相投的私人交情，更是同赴时艰、共谋国是中建立的深厚友谊。张謇为东南绅商的领袖，深得到熊希龄的膺服和尊崇；而熊希龄则是一个干练之材，张謇深为爱惜并一再推他走向前台。他们积极为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奔走呼号，以其地位和声望在政坛发挥重要影响。
张謇、熊希龄等是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士大夫，他们既具匹夫兴亡之责，又有乱世归隐之思。脱离政坛后他们仍不忘社会责任，熊希龄1917年后将全身心投入了慈善事业，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大慈善家。张謇于政坛尚能进退自如，把归隐田园与经营乡里结合起来，二十余载一以贯之，成就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伟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