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导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1927年8月—1937年7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起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领导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在土地革命时期，党紧紧依靠农民这个革命主要同盟军，建立和巩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当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之时，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西安事变，特别是全国抗战的爆发，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新高潮。
提出联合抗日主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全民族抗日的号召。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红军愿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等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力量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议，首次提出了全国军队联合抗日的主张。
同月26日，中央给满洲党组织和党员的“一二六指示信”提出，要“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地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在继续强调建立下层统一战线之外，指示信还提出“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统一战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
1934年4月10日，中央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强调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下，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同月24日，以中国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的名义发布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这个文件虽然仍揭露了国民党的卖国内战政策，但不再坚持推翻国民党政府是进行对日作战的前提条件；放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主张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这都表明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重大发展。
发表《八一宣言》
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
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爱国的官兵，抗日的党派和团体，爱国的侨胞，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傜［瑶］、黎、番等）的兄弟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还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方针。《八一宣言》突出了中日民族矛盾，提出了抗日救国政治主张，强调了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的范围。
《八一宣言》公布之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并未获悉宣言内容，但已从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中，看到了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考虑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根据地后，即提出“统一战线是抗日反蒋的总的策略”，强调党要毫不犹豫地去与一切反日讨蒋的团体和个人进行联合，并明确提出了“统一战线对象”、“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与领导方法”等具体策略。在统一战线对象上，提出不管什么阶级（从工农起到资本家止），不管什么党，如果他们不愿做亡国奴，愿尽一点救中国的义务，有一点救国救亡的情绪，共产党都与之联合。在统一战线的形式上，提出有上层、下层和上下层并用三种形式：
建立下层的统一，又可建立上层的统一，在上层统一的基础上来开辟与扩展其下层的联合工作；又在下层统一基础上，以加强和巩固上层的统一。
在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上，强调：
党的领导权是使党的主张策略和决议在广大群众中得到信仰、拥护与执行。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1月中旬，中央在瓦窑堡得知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后，28日发表与《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把《八一宣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条方针”发展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图为北平学生游行。
此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一切公开报刊都不允许宣传抗日。《八一宣言》经过10月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等报刊传到北平、上海等地，与中共中央11月的两个宣言一起，在全国各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在上海从事救国运动的各界人士相互秘密传阅，认为反映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第三党响应《八一宣言》，重新起草了自己的党纲，制定了同共产党合作，实行联共抗日反蒋的总方针。在三个宣言影响下，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爱国学生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并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许多大中城市爆发学生运动，工人罢工，上海等地的爱国人士、爱国团体还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一二·九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党中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在政治战略上作出了重大调整。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会上，毛泽东在主题发言中分析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强调，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当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在这种形势下，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
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战争……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因此，“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
《决议》明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
为了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决议》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指出：
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
同时改变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对其财产不没收，对其土地除封建剥削的部分采取保护政策；对工商业实行比过去宽大的政策等。决议重申：
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泽东的报告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他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代表人物政治态度的变化，地主买办营垒内部因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而造成的不能完全统一的状况，指出：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民族资产阶级有参加革命的可能，国民党统治营垒将进一步分化，英美派买办集团在一定条件下也将被迫参加抗日。因此，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报告指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是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同盟者。毛泽东强调：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不要关门主义，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问题，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依据。决议和报告着重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不但要充当发起人，而且应当成为坚强的台柱子”，提醒全党记取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学会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正确理论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瓦窑堡会议对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