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斗争的中心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面对这一形势，中共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制定并采取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基本方针，以争取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在这历史转折关头，解委会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主张。黄琪翔以现役高级军官的身份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声明：“从此退役，绝不参加内战。”章伯钧9月14日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了关于时局的谈话。指出：“现在全国局势，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民主建国大业，任重道远，经纬万端，必须全民合作，党派团结。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都将遭到国人之坚决反对。”当时，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进行谈判，为实现和平统一大业，章伯钧提出：“坚决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

　　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解委会（农工党前身）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前在上海举行了为期十天的预备会议。会上对党的名称和今后的路线问题争论激烈。关于党名，有的主张不改，有的主张改，会上提出了“工农民主党”“平民党”“中国民主党”等十来个名称。经反复讨论，定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根据邓演达的政治主张与革命的基本精神，党多年来的奋斗都是代表农工平民的利益；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主力军，工人是中国革命最先进的阶级，必须把农民的革命要求与工人的最先进的革命意识和力量结合起来，作为整个革命的中心；农工民主与各被压迫阶层的民主是分不开的。农工民主不是农工民主专政，而是农民、工人与其他平民的联合民主，它表明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是进步的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民主革命。

　　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成员结构的复杂性，各民主党派进行了组织整顿和清理，“成员中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以及在部队工作的成员”“停止与民主党派的组织关系”。中国共产党基于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应有所分工的主张。后经与中国共产党协商，各民主党派在尊重各自历史的基础上确定了组织发展对象和活动范围的重点分工。

　　八个民主党派中，农工党的情况相对比较特殊一些。正如周恩来所说，“农工民主党不同于中共以外别的党派者，它是唯一具有革命传统基础的党。”因此，建国初明确各民主党派的重点分工，农工党经历了一个摸索过程，情况也较为特殊一些。1949年至1951年，农工党党务工作的重点是清理、整顿和健全组织。1951年12月，鉴于全党整理基本完成，农工党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组织的决议》，明确发展对象“以中下层的公教人员、专家、技术人员、小工商业者为主，同时向经济建设部门作试行发展”。到1953年7月，农工党党员中有37.73%在文教部门，有33.17%在财经部门，有29.1%分散在政法部门、工商界和党的各级机关。直到1956年2月，农工党六届二中全会才正式明确“以医药卫生界人员为联系和发展重点”。

　　截至2019年9月底，农工党全党党员17.37万人，其中医药卫生界占55.96%，人口资源、生态环境领域占3.18%，界别特色更鲜明、党员结构更优化。广大党员在各个领域建功立业、赢得荣誉，杨金龙、陈子江、董晨、张平、尚红等5名党员当选两院院士，5名党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名党员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3名党员被评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1名党员荣获何梁何利奖，一批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以及作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13名党员荣获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