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时节，我驱车三十公里从常州市区穿过青洋路，再一次地站在南宅故土之上，心中的朝拜之情一如往昔般强烈。放眼望去，凤凰山横亘矗立在眼前，苍翠的绿植覆盖着坚硬的山体，与蓝天中大片翻滚的白云，动静相生，厚重与轻盈搭配的是那么自然。南宅，然而这个毫不起眼的地方，却是农工党苏南片的发祥地之一，诞生了刘焯和管仲伟两位江苏农工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师生两人把一生都献给民主党派事业，在江苏农工党的历史上留下一段非常难得的佳话。

　　刘焯（1904—1964），江苏武进南宅人。1927年就读于江苏省立吴江乡村师范学校，乡师毕业。1930年，刘焯在江苏省立吴江乡村师范就读时，由他的老师毛啸岑介绍，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据史料记载，民国19年（1930年）8月以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江苏省党部委员、中国国民党吴江县党部执委毛啸岑和刘焯一起，在任职的省立苏州中学乡村师范科（即后来的吴江乡村师范学校）青年学生中，发展组织，开展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支部派刘焯到上海参加邓演达的第一届干训班，也就是说，刘焯是极少数亲自聆听过农工党创始人邓演达教诲的早期党员之一。1931刘焯回家乡南宅发展成员建立组织。1934年任南宅小学校长，相继发展了刘炯（刘焯之弟）、张以文、严汉民、卞博文成为组织成员，并出版《新南宅报》。

　　管仲伟（1923—2014），是刘焯的学生，1923年8月出生于江苏武进南宅。194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地下工作。1947年7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后任江苏省常州觅渡桥小学教师，农工党武进城区临时工委负责人。1949年在武进第八区人民政府协助工作，后在上海参加农工党党务整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后历任农工党苏南区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组织处处长，农工党无锡市委会主委，无锡市民政局局长，农工党江苏省委会宣传处处长、常委兼秘书长。1979年后，任农工党江苏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常务副主委。

　　走进南宅实验学校，精致的校园内坐落着造型别致的教学楼和色彩明快的教室，其间各色绿树花草争芳斗艳，书法教室里翰墨飘香，春雨同心书屋安静怡人，孩子们三五成群地在操场上嬉闹撒欢，形成一道靓丽的乡村风景线。想起88年前刘焯曾经在此做过校长，30年前我曾在这里读书，如今漫步在校园里，一草一木，仰观俯察，用心体会，激动在心。2014年11月，农工党常州市委在校建成了农工党常州市党史教育基地（农工常州市革命活动史料陈列室）, 2017年在农工党常州市委、武进区委统战部、雪堰镇人民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投资2500万建造一栋综合楼，极大地改善了学校的办学条件。11月，基地完成更新扩建，成为农工党中央第15号党史教育基地。新基地占地近160平方米，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方式，以近350张老照片等历史资料展示中国农工党、常州农工党的发展史和农工党常州市委的党派工作，成为农工党成员缅怀革命先驱、继承爱国革命优良传统的重要基地。

　　时间紧张，匆匆告别南宅，我驱车前往第二站前黄。因为刘焯在前黄小学也做过校长。1948年10月，在农工党华东局的指导下，由刘焯、管仲伟、蒋志云、陈谟、龚芳华5人组织成立“武进城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刘焯任主任委员，成员叶恒青在武进奔牛地区建立奔牛、奔南工作组，金流亭在武进魏村地区建立魏村工作组，这些农工党组织都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密切联系，配合中共地下党的革命斗争，为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常州做了大量工作。1990年1月，农工党武进县委员会成立，此为“文革”后全省第一个农工党县级组织。2014年5月，为编修《常州农工党志》，我陪同农工党常州市委主委陈建国、副主委朱静雅赴南京拜访管仲老，提起刘焯两次被捕入狱这段往事，管老至今记忆犹新，“我的老师刘焯一心向往民主革命，他为自己两儿两侄分别取名振农、振工、振平、振民，包含了建立农工平民政权的政治主张。他热爱家乡，对普及乡村教育贡献很大，一生刚强正直，为配合地下党搞革命斗争，曾两次被捕，付出很大代价。”

　　 刘焯第一次被捕是在1936年，他时任前黄小学校长。他与“救国会”关系密切，时有进步书刊及文件来往。那年暑期，就职于南宅小学的严辰等人在“救国会”安排下，去上海参加学习班，听取了章乃器、薛慕桥、钱俊瑞等民主人士的报告；同年下半年，刘焯又吸收了一位名叫余英怀的共产党员，安排在南宅小学任教。是年11月3日，国民党当局突然逮捕了刘焯，并查抄了南宅小学，逮捕了4位进步教师。1937年初，刘焯等五人被递解到镇江高等法院看守所。出庭受审时，刘焯坚贞不屈，还愤怒地摔了法庭案桌上一块砚台。后来，经家乡友人管逸园、马希援等奔走营救，5人于6月26日保释出狱。

　　刘焯第二次被捕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1947年刘焯任觅渡桥小学（时名乐善小学）校长，管仲伟也在该校任教。昔日师生成同事，更是一对并肩战斗的战友！为了追寻农工党革命先辈的足迹，我再也顾不得辛苦，马上驱车前往觅渡桥小学。觅渡桥小学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母校。早年，在星聚堂的前面，曾流淌过一条清澈的溪流，河上架着一道小桥，有一个诗意而美丽的名字——觅渡桥。1905年，7岁的瞿秋白在九皋楼读了一年多私塾，转入（觅渡桥小学前身）冠英小学读书。如今，小河已逝，小桥已杳，瞿秋白的母校觅渡桥小学却依然书声琅琅。觅渡桥小学有一面文化墙，墙上全文刻录了作家梁衡的《觅渡，觅渡，渡何处》。觅渡桥小学的隔壁，是邓小平手书匾名的瞿秋白纪念馆。

　　1948年解放前夕，刘焯和管仲伟一同去上海，在仇岳希家里与农工党华东局负责人虞键（农工党上海七烈士之一）接上关系。他们在华东局指导下很快成立了由5人组成的农工党武进城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是江苏省内最早发展起来的城区农工组织，刘焯任主任委员。成立地点就在觅渡桥小学的图书馆里。1948年8、9月间，刘焯在觅渡桥堍的大生书店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陈益新。不久，大生书店成为农工党与中共地下党组织频繁接触的秘密联络站。又过了一段时间，刘焯直接接受了武进地下党负责人蒋剑乔的领导，开始准备迎接常州解放的秘密工作。12月上旬，他们藏在学校厕所破墙内的宣传品（前一夜印好的“农工党中央四中全会决议”文件）被发现。12月9日，刘焯与管仲伟被冠以“匪嫌”的罪名遭“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秘密逮捕，又被移交到“常州城防司令部”。

　　记得在省委会的会议室里，管老神色凝重地回忆，“1948年12月刘焯和我被捕后，有许多人奔走营救，包括一些社会人士、家乡亲友、中共地下党组织乃至国民党官员中的正直人士等。但遗憾的是，他们均无功而返。真正起到作用的是刘焯的夫人潘素伟，她通过托人找到雪堰同乡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亲笔写了张给予放人的纸条。然而，由于信息传递不到位，加上老人脾气怪异——不允许别人多开口，当时无法再作详尽的沟通。结果拿回的纸条上只写了刘焯一人名字。此时完全可以获得自由的刘焯，却坚决不肯踏出牢笼半步。他倔强地说，既然我无罪，管仲伟也应无罪，要放就应该两人一起放！后经再三交涉，两人终于在除夕保释出狱。得知营救详情，刘焯感慨万千，赋诗一首，其中两句云：一心营救劳奔走，风雪长途苦备尝。”

　　中国农工民主党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1930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农工党中央领导人带领广大成员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团结奋斗，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走过了不断追求进步的光辉历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邓演达为代表的一大批农工党革命先驱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农工党为巩固人民政权、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农工党立足自身特点和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成绩显著，作用独特，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历史充分证明，农工党不愧为与中国共产党和舟共济、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不愧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不愧为实现国家富强、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重要依靠力量！

　　（作者： 陈捷   农工党常州市武进区委办公室主任）

　　（武进区委统战部报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