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人民政协伴随着共和国走过风风雨雨，走进了新时代，踏上了新征程。
时间倒回新中国诞生前。1949年前后，大批民主人士北上来到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这其中，也包括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领导人，他们为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马叙伦：群贤非易聚，庄重达神州
马叙伦（1885年—1970年）著名教育家、政治活动家，中国语言文字学家、诗人、书法家，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并任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第一、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主席，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五一”口号发布不久，马叙伦先生就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和郭沫若、许广平、陈其尤、侯外庐、沈志远等人一起，在连贯同志的陪同下乘坐挂葡萄牙旗的华中号轮船于1948年11月23日离开香港北上，穿过海峡于12月3日到辽宁的解放区安东，受到安东省主席刘澜波的热烈欢迎。马叙伦先生激情满怀，曾赋诗一首，书赠刘澜波同志，诗云：
南来将岁晚，北去夜登程，
知妇乘离泪，闻儿索父声，
戎马怜人苦，风涛壮我行，
何为此彶彶，有风在岐鸣，
人民争解放，血汗岂无酬，
耕者亡秦祖，商人断莽头，
百郭传书定，千猷借箸筹，
群贤非易聚，庄重达神州。
马叙伦、郭沫若等人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到达刚解放不久的沈阳，参观哈尔滨、长春、小丰满等地，看到了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北平和平解放，马叙伦等五十六名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祝贺平津解放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回电：“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成功……”
1949年2月25日，马叙伦、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在林伯渠等陪同下，由沈阳抵达北平，在车站受到各界人士欢迎。
2月25日，马叙伦、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乘专车抵达北平。3月25日，马叙伦等人到西苑机场热烈迎接毛主席，毛主席亲自会见马叙伦、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等人，并开始协商建国的工作，“五一”口号所凝聚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和民主党派代表人物的共识终于催生了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右数第八位为马叙伦先生）。
马叙伦先生到北京后就参与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新政协里，他担任了第六组的组长，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的方案，并在政协会议上委托许广平建议“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且被采纳。在新政府里，他出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首任教育部长。
（马元《1948年马叙伦这样过“五一”》）
周建人：“做寿”的秘密
周建人（1888年—1984年）著名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浙江省省长，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副主席，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8 年一天傍晚，建老要“做寿”宴请宾客。
按上海大户人家的习惯，除了在大饭店里摆酒宴外，也会请这些大饭店的厨师外出服务。那天我家后门弄堂里摆开了场面，两只炉子烧的是木炭，不时爆出闪烁的火星，旁边桌上摆着菜肴的半成品，经爆、炒、炸、蒸，一盘盘大菜递进客厅宴席桌上。客厅里摆着两桌酒席，但人却坐得满满的，远不止20人。宾客都是些平时从来未见的“朋友”，除了我们几个孩子外，没有亲戚，连许广平都没有到场。宾客脸上的神情只能用“肃穆”来描述。寿宴的那种热闹场面也不见。
寿宴开始时，我们几个孩子向寿星敬酒，总算有了热烈的气氛，但过不了几分钟，“酒精”已经把我们送回了房间的床上，进入梦乡。他们这才开始了“正宴”。
这场“寿宴”充满着谜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揭开了谜底。
原来“做寿”实际上是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派代表来动员和部署民主人士去解放区，这位代表就是冯雪峰。“寿宴”的地点是外婆（即周建人夫人王蕴如）与母亲安排的，对外称是我家办寿宴。
1948年周建人由上海到达李家庄（左一为周建人）。
1948年秋，根据“寿宴”上党中央的指示，周建人一家离开上海乘船北上，目的地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
（金柏年《解放前夕周建人赴解放区经历》）
叶圣陶：知北游
叶圣陶（1894年—1988年）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名誉主席。
1949年2月28日，叶圣陶等20多位民主人士北上。叶圣陶在开船次日的晚会上出了个谜语，谜面为“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打《庄子》一篇名。
另一位乘客宋云彬猜中谜底，是为《知北游》。
叶圣陶当天在日记中写道：“‘知’，盖指知识分子之简称也。”
宋云彬猜中叶圣陶“知北游”的谜底后，向叶索诗以代奖品。叶当晚即成七律一首，题为“应云彬命赋一律兼呈同舟诸公”，随后“传观于众，颇承谬赞”，并引发唱和潮。第二天，柳亚子、陈叔通、张志让、宋云彬纷纷写成和诗。
叶圣陶诗曰：
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
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
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
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
3月18日上午10点，民主人士一行经过近20天的海陆兼程，抵达北上目的地——北平。随后，民主人士一行被接入北平六国饭店，“知北游”行程至此结束。
1949 年2 月，叶圣陶、郑振铎、包达三等民主人士离开香港前往北平参加新政协，途中在“华中”轮上合影。
叶圣陶一月七日至三月十五的日记，曾以《北上日记》为题，在一九八一年的《人民文学》上发表。
其中谈到：1948年2月27日，登苏联货船北上，同行者全部化装潜行，“余之身份被派为管舱员”。“从香港同乘轮船北上的二十七人中，民主人士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俞寰澄、张絅伯诸位老前辈，文化界人士有郑振铎、宋云彬、傅彬然、曹禺诸位老朋友，还有新相识的好多位，大多数都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是相当模糊的。”
（叶圣陶《<北上日记>小记》）
雷洁琼：向毛泽东请教如何看待“划江而治”
雷洁琼（1905年—2011年）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社会活动家，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1948年12月，我在燕京大学教书，接到马叙伦从香港寄来的亲笔信，委托我代表民进到西柏坡参加毛主席的一次邀约。当时北平还没有宣布和平解放，我和丈夫严景耀穿着呢子大衣，装扮着探亲离开北平，再经解放军沿途保护到达西柏坡。那年冬天很冷，一到西柏坡到处感到热气腾腾。
我们被引到一个大会议室，毛主席和一大排中共领导人站在门口迎接我们，和各方代表握手，周恩来站在旁边一一介绍。晚上中共中央请大家一起吃饭，像老朋友一样边吃边聊，主要谈当前局势以及建立新中国问题。
吃饭时，我主要是听大家谈。毛主席几次用目光鼓励我。饭后，大家言犹未尽，仍聚在一起继续谈话，气氛非常热烈。没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分，只有答疑和讨论之别。
我向毛主席提出一个问题，美国和苏联都赞同中国“划江而治”，在国际和国内有不少拥护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样看“划江而治”的社会基础？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毛主席的话令在场每个人都受到很深刻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