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民盟南京市委科技经济工作委员会顾武英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陈寅恪、梅贻琦）。曾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馆长等职，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于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建国后，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政务院文化委员会名词统一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

　　本文从潘先生的一些琐事述起，展示先生光辉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成绩优异的好学生

　　潘光旦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学习成绩十分优秀，为“全级之冠”。梁启超在看了他的论文后对潘先生非常欣赏，认为有些研究做得很深入细致，用这种方法做学问，没有不成功的，夸奖他说，凭潘光旦的“头脑之莹澈”，可以做科学家，凭潘光旦的“情绪之深刻”，可以做文学家，并勉励他把兴趣爱好集中到一点上，不要像他自己那样泛滥却没有收获。由于潘光旦在校期间一条腿被截肢，卧病时间太长而旷课很多，所以他认为自己不可能被公派出国了，清华却对这个平时成绩非常优异的学生网开一面，特许他留校补习一年，然后赴美留学。刚开始在美国达茂大学插班进入三年级，当时清华留美学生一般都只插入二年级，能够插入三年级已经很了不起了。潘光旦勤奋苦读、自强不息，当时他的学校离宿舍很远，每天要往返好几次，必须要坐电车，他就拿着两条拐杖跃登电车，别人都替他担心，他却处之泰然。就这样，在三年级读过一个学期后，潘先生收到学校教务长的信说“对不起，你该读四年级”。

　　包车上专心读书的先生

　　潘光旦先生1926年从美国学成回国，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先在上海的8个大学进行或长或短的教学、研究工作，同时参与了不少报刊编辑活动，如参与编辑《时事新报》“学灯”副刊、英文《中国评论周报》、《新月》，主编《优生》月刊、《华年》周刊等。那时他兼职比较多，收入也颇为丰厚。由于他一条腿被截肢，身有残疾行动不方便，所以他出门就不坐电车，专门买了一辆包车并雇人给他拉车。认识他的朋友经常看到他坐在包车上，两条特制的拐杖放在车座的两旁，戴着一副半新不旧的近视眼镜，双手捧着几寸厚的大书，在热闹喧哗的街上目不暇顾，拼命认真地读书。试想在热闹的大上海街头，这种情况被别人看到了，一定会对他引起极大的注意，并对他指指点点、评头论足，可是他却对别人的注意完全不放在心上。争分夺秒用心之专由此可见一斑。

　　　幽默乐观的“独脚仙”

　　有一段时间里，到他家来拜访的客人实在太多，他不能安心工作，于是潘先生就悄悄地溜出家门，到外面公寓租一间环境安静的房间，和外界断绝一切联系，专门用来写稿子或者做一些翻译工作，这样他就能在一天工作10个多小时的努力下写出一万多字的长稿。他这样的工作效率能够持续四五天，然后休息一两天，再继续写作，就这样，不出两个星期，他就能交出十万多字的稿本，可以说那个时期他赶稿的速度是十分惊人的。朋友们都以为他精力过人，就都来问他是如何做到保持这样充沛体力的，他就幽默地回答大家，“这就好比一户人家，开支节省的，经济上必然充足。我身上比别人少了一条腿，在血液的供给上可以省却很多消耗，所以我的精力就特别充足。”一般人都会对自己的身体缺陷避讳不谈，潘先生却毫不介意，拿自己的短腿开玩笑。其器量胸襟可谓十分豁达。

　　　高风亮节无怨无悔的士子

　　1957年整风运动时，潘光旦先生因为提出所谓“土家自治区”的建议被撤销中央民盟常委。1966年又被划为反动权威，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被强迫劳动，甚至遭到殴打。奉命拔草时，因为只有一条腿，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蹲在地上，因此他想申请工作时自己带一个小板凳，然而这样的要求都没有被批准。他就只能坐在潮湿的地面上，拔完草后爬到前面去继续拔，就这样从早到晚得不到休息。晚上只能睡在厨房外的一间小储藏室里。几个月下来，他就患上了膀胱炎和前列腺炎，由于是反动权威，他得不到医疗救治。然而他却没有觉得冤。他毕生的师友费孝通后来说，潘先生是死在他怀里的，他确实没有抱怨，没有感到冤，他看得很透，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潘先生虽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却没有怪毛泽东。他觉得“文化大革命”搞到那个地步不是毛泽东的意思。他推己及人，想想假定自己做毛泽东会是什么样的做法，那根本不会是这个做法。他觉得毛泽东有很多苦衷没法子讲出来，也控制不住，最后演变成一场大的灾难，因此不应该怪他。这一点真的很了不起，人格不是一般的高。